当历史的脚步迈进七十年代，南洋联邦与中国的外jiāo舞蹈似乎越来越合拍，贸易额再破新高，大使级会谈也成为了经常进行的沟通行为。中国外jiāo政策的转变也越来越明显，逐渐从革命狂热向功利主义进行着转变。
这个转变主要有几个原因，在国内，文革的**已经过去，世界革命的狂热也就相应地降温；在国际上，六十年代不顾一切地输出革命不但没有实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际影响大大地减弱，即使从推动“世界革命”本身来看也不是有效的策略。
而与苏联关系的恶化，战争威胁已经超过了美国，也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是不可能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他们各自所属的阵营的。必须将同时反对美苏和一切反动派即所谓全面出击转为重点反对苏联。
同样，美国对北越的轰炸突然升级，也使中国人意识到了情势的不利。轰炸越猛烈，越共对苏联高级武器的需求越大，在军事援助上，中国也将越来越处于边缘，以至最后会失去越共这个盟友。胡志明走了，维系中越友好的一条重要钮带已经断裂，在与苏联的军援竞争中，中国越来越不占优势。而苏联拉拢邻近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孤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突破外jiāo困局的问题，便进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线，并且越来越加以重视。
但长期的敌对要想和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谁的步伐也不敢迈得太大，以便遭受挫折时还留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开始进行的主要还是一些旁敲侧击的暗示和迂回表示，并且努力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
中国的策略是先从外围入手，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进入核心。七十年代初期，令世人感到震惊，并且令国际左派进行抨击的大事件接连发生了。中国正在和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国际反动派”的政权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扎伊尔的大独裁者méng博托曾经长期和**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不但被称为是“非洲的蒋介石”，而且在六十年代国际题材的样板戏《赤道战鼓》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恶棍。
但现在，这个大坏蛋，大恶棍他却被视为**在非洲对抗苏联的中坚，在七十年代初期两次访华，和máozd相谈甚欢，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个人友谊。中国方面不但批准给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会见中和他商谈如何对付反政fu游击队，即**过去的同志。
在拉美，**原来和智利社会主义政党领袖阿连德的政fu关系密切并建jiāo，周el还多次向阿连德政fu提供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但在阿连德被皮诺切特领导的右派军人用暴力推翻，这起事件和印尼右派军人一九六五年政变并列，是两起国际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战时期国际右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行。
当时全世界左派力量同声谴责，苏联东欧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和智利断jiāo，和智利有外jiāo关系的八十个国家中只有三十八个表示承认军政fu。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智利军政fu很快照会北京并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愿与**保持关系。
**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衡量得失（主要是不愿给台湾以可乘之机）之后作出了“冷而不断”的决定。于是，在全世界同声谴责智利军人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làngcháo中，**却默不作声。
与此同时，为了缓和与各国的外jiāo关系，消除之前的不愉快。**作出决定，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fu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理由和文革并无关系，而是说这些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
不管是什么借口，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输出革命的**已经过去，这意味着左翼威胁的缓解，以及左翼政治力量的退cháo。但中国担忧的是与美国和解，会使原来的“反帝领袖”形象受到损害。也就是说，中国既想与美国和解，又想向全世界显示美国人有求于他们，找上mén来，自己则代表世界反帝力量和美国对谈。
南洋联邦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桥梁，使双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作用。中国终于就邀请黄历访问做出了决定。时隔三十多年，黄历重返中国大陆的计划终于提到了日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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