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历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日本代表团，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会议上我并没有看到这些令人放心的状况，我看到的是虚言狡辩，看到的是无耻抵赖，如果你们日本人的字典里没有道歉这两个字，我们，所有受到这场战争伤害的人民将用事实让你们学会。”
赤luo裸的威胁，黄历的眼中射出了杀气，几乎大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温度的下降。
“对于罪责，显然日本人还理解得不是很清楚，那我现在就详细解释一下。”黄历继续说道：“我认为，罪责可以区分为刑事、政治、道德、抽象四种，刑事要由法庭来惩处；政治罪要由战胜国确定的赔偿义务来承担；道德罪要通过个人良心的忏悔带来新生；抽象罪惟有上帝具有审理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日本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罪行’，日本人民应该受到惩处、认罪和赔偿。犯有战争罪和政治罪的少数人应受惩处，东京大审判不仅必要而且公正。”
“现代国家是把全体人民都包括在内的，因此，所有日本人都要为你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为，为你们让高踞于你们的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是的，所有日本人都必须承担责任，用工作和成绩来为在这场罪恶战争中种种骇人听闻的行为所造成的大破坏进行补偿。我认为几乎每个日本人都犯有道德罪和抽象罪。但对这种罪的认识需要个人的良心反省。反思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的。”
黄历挥动着手臂，以更激昂更坚定的语气作了结束，“如果没有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日本人就永远不会发现真理，更不会被成千上万的战争受害者，以及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的家属和后代所原谅。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不管时间拖得多久，不能深刻反省，不能真诚认罪，日本人将永远受到正义的人们的唾弃，他们也只配呆在那几个小岛上，维护那可怜的日本人式的自尊。日本政府，日本人民，如果你们还不知道是谁战胜了你们，那我在这里大声告诉你们，是正义，是全亚洲人民，是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力量，战胜了你们那邪恶的、毫无人性的军国主义。”
会场一片静寂，精僻新颖的理论和概念，慷慨激昂、直指人心的发言，令所有人都感到了无比的震撼。
南洋联邦代表团率先起立鼓掌，随后是新中国代表团，新加坡民间代表团……全部的代表团都成立鼓掌，甚至连安理会监督团的成员也都为这精彩的发言起立鼓掌。美国代表鼓着掌，苦笑摇头，但心里却不得不钦佩异常，这位黄大总统太厉害了，这一席讲话见报以后，舆论将不可遏制地偏向于他，美国想强硬地使和会按他们的意志开下去，恐怕会有相当大的难度。
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为首的日本代表团成员都面如土色，大汗淋漓，比在法庭上受审的死刑犯还狼狈。
………………
给我一个机会，我能撬动历史的车轮，我能改变历史的走向。这就是黄历，这就是黄历的本事。
对日和会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但黄大总统的总结性发言却全文刊登在各家媒体，在亚洲掀起了一股风潮，在世界上掀起了一片讨论，甚至影响到了德国。
当时，德国人正对自己所走过的路进行认真反思，而战胜国的一些人却有失公允地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全体德国人，使德国人深为不满。这种“集体过错”的看法在战后西欧盛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罗伯特?范西塔特，所以又被称为“范西塔特主义”。按照这种观点，德国人就是好战、挑衅、侵略和恣意胡为的同义语。主张集体过错论的还有一批遭受纳粹迫害而流亡国外的知名作家，其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曼。
战胜国某些人的偏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人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但也使德国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如何回击范西塔特主义，并在具体的辩驳中，找到了如何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区分战争责任的途径，是德国知识界面临的任务。而黄历的讲话，却帮助德国人在已经沦为道德和精神废墟的人世间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得到了启发。
德国福音教会率先发表了斯图加特认罪书，书中说道：“我们极其沉痛地说：是我们给许多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痛苦。现在我们代表整个教会说出我们已经向教友们表示的意思：我们曾经多年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同纳粹暴*所体现的邪恶精神作过斗争，但我们也要控告自己没有更勇敢地明认，没有更虔诚地祈祷，没有更愉快地相信，没有更热烈地爱。”
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被誉为德国“经济之父”的阿登纳随后也在政策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而远隔万里的黄总统的讲话，将使我们结束一段充满着痛苦与牺牲的罪恶历史迈出重要的一步。”
舆论已经掀起，对日和会的主动权比重逐渐地向黄大总统这边倾斜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