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要被抛弃的工具转眼间就从李林的思考中消失，他那毫无焦点又仿佛跨越时空的血红双眸再次投射到公国本身。
一般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利用动乱一口气将公国肢解成复数小国，挑起各族群之间的矛盾，让这些小国彼此相争，帝国不但坐收渔利，还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两线作战的困境——这应当是最符合帝国利益的方案。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最糟糕的选择。
帝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不管是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诉求的革命，还是以分裂独立为目标的革命。对帝国而言统统都是麻烦。
前者就不用说了，后者对帝国稳定也具有不可小觑的潜在威胁。要知道帝国名义上是“皇帝统治帝国全境”，实际上整个神圣吉尔曼尼亚帝国应该视为由帝国支配区、圣伊斯特万王冠领、奥斯托利亚大公领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这一点从李林那个“帝国皇帝”的头衔上就能充分体现出来，如果是纯粹统一的君主制国家，他的头衔应该是“天佑神圣吉尔曼尼亚帝国的皇帝”，一字之差即象征着专属权的差距。
如今帝国建政已近四年，圣伊斯特万王冠领和奥斯托利亚大公领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自治，帝国直辖领土关于种族、征兵的法律并不完全适用。有逃亡者进入上述两处，帝国的司法和暴力机构也要通过与两地的对应机构接洽，由当地职能部门进行逮捕后再进行移交。
在当前一体化的经济结构下，李林倒也不担心这两个地方搞独立，真敢独立，甚至不用出兵，搞关税壁垒，封锁边境就能让他们经济崩溃。不过经济上的深度捆绑也不能绝对保证这两个有过分离主义前科的地方总能秉持理性思考，在公国解体，各种小国独立的浪潮中还能抵御独立的诱惑。为了避免内乱和不必要的消耗，公国理当维持统一。
“一个统一但时刻面临危机的公国才是最符合帝国利益的，这样一来，帝国就能构筑与公国之间最理想的关系。”
面对分离主义、共和主义、贫富差距、社会动乱，不管是公国官方还是反对势力都要寻求帝国的支持，帝国将获得对公国的巨大影响力。从而将公国从与阿尔比昂的同盟中拉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公国官方敌视任何革命的态度，帝国得以与其构筑一种基于反对共和主义的互助关系（并非盟友），进而断绝共和国与公国构筑良好关系的可能性。
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李林实际上是准备利用公国当前的动乱做局，与公国达成一种类似维也纳体系的关系。
1814年，不败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惨败于比利时的滑铁卢，从法国大革命巅峰的1794年一直折腾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整个欧洲成了法兰西热血青年们折腾的舞台。众多欧洲国家最终用人头换人头的方式将这些不安分的青年甚至少年一扫而空，这才免于革命瘟疫将欧洲王室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战后为了避免爆发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革命，欧洲主要强国齐聚一堂，商讨对革命的秋后算账以及如何防止革命，出现革命后应该如何应对。其成果便是维也纳体系。
很多历史学家将维也纳体系视为拿破仑战争后对法国的钳制，实际上这个体系并不单纯。首先它是各方的共同希望，即欧洲格局恢复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状态，重新构筑坚固的国家间安全体系，并再度确立屡被践踏的欧洲各国王室权威。其次是各国之间重建实力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恢复因为战争带来的混乱社会秩序。最终建立“神圣联盟”，对于任何威胁到一个欧洲君主国家政治制度和基督教信仰的暴乱，神圣联盟各成员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武装干涉，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决不能纵容其发展成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灾难。
从1820年开始，神圣同盟在最初阶段确实发挥了作用，发生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俄国的起义全数遭到镇压。欧洲的君主们挥舞着宗教信仰的旗帜，以互帮互助的精神，竭力压制着“心怀不轨”的人民。一时间所有革命都陷入低潮，君主们终于有了安全感。
如今的国际环境当然不适合也不可能全盘再现维也纳体系，李林也不打算用维也纳体系来取代他的新秩序。不过维也纳体系关于地缘平衡和镇压革命的部分倒是可以用来借鉴一下。
李林的规划是首先帝国努力维持公国的存在，遏制革命外溢，同时由于这个庞然大物犹存，阿尔比昂不会因为自暴自弃提早开战；接下来帝国维持着对公国的援助和影响力，使得公国很难继续维持战前与阿尔比昂之间的紧密关系；最后帝国将支援公国镇压各种革命苗头，并以此为契机恶化公国与共和国之间本来就微妙的关系。
“那么……面对这个局面，罗兰又能做些什么呢?”
透过部下的视觉凝望着公国的街道，皇帝毫无起伏的声音在空旷的回廊中消散、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