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华国的虚伪文化成为一种文化性存在的历史原因。华国新的伦理道德建设，在封建帝制复灭后，却仍然始终遵循着儒教伦理道德的思路。遵循着树立“道德人”。抹煞“经济人”、“生物人”属性的思路。例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这种“道德人”标准的现代版。
儒教的这个道统体系，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理由。最高的理由是“君权神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一段重要论述：“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侯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以上论述，可见君、臣、民的不同地位、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要求。对“君”的道德要求几乎是虚设的。因为“天”是虚的。而‘民’者瞑也，瞑即是翕目，就是瞎子，是几乎不需要考虑的。在华国的历代统治者心目中，老百姓从来没有重要地位。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选票。严密的统治制度，使老百姓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构成对统治的威胁。
儒教文化，赋予了皇帝这个自然人以足够的神性，不管是谁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圣人，就是全知全能的。至今还有许多华国人仍习惯性的把最高统治者看作是全知全能的。
正是这种儒教文化，使华国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总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来看待宗.教。他对宗.教的推崇是有限度、有保留、具功利性的。内心深处缺乏对神灵上天的敬畏，更遑论足够的感激了。
这种最高统治者对神灵上苍缺乏敬畏感激的心理状态，导致了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缺乏对自我的制约，导致了在许多皇帝身上狂妄暴虐不仁的经常性暴发。
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毁各国宗庙、迁徙富户、熔铸金人等大规模毁灭历史文化的行为，是带了一个恶劣的历史之头。使后来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灭佛灭道。以及象文.革那样大规模毁灭历史文化行为的经常发生
华国政治道德标准的多重性，构成了人格的多重性。皇帝的政治道德和臣民的政治道德，儒教虽有所规范。但“民贵君轻”“仁政”从来只是幻想。官场的潜规则，暗规则与儒教的明规则总是大相径庭。皇帝的不遵守政治道德的胡作非为，臣下会为其制造千百个理由。并会为胡作非为造成的巨大恶果百般遮瞒。写历史时会“为尊者讳”。所以华国的历史也总是云遮雾罩。
就这样，由于儒教的努力，华国的专.制制度，成为一种由神话和谎言组成的巨大系统支撑着的制度。成为一种依靠暴政、暴力维持的制度。“天地君亲师”是儒教伦理等级的典型表述。而后来改为“天地国亲师”仍是儒教色彩浓厚的典型表述。其中偷换概念的玄机是不难参透的。
有人说：“西方人是以宗.教为宗.教，华国人是以文化为宗.教”。以文化为宗.教的深层次含意是：华国二千余年的儒教文化是将皇权体制作为一种宗.教。将皇帝作为活的偶象崇拜。从而构筑了一个类宗.教体系。建造了一个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华国的统治者在二千余年间始终非常重视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这是华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资源的根本原因。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宗.教，应该是已经全面地完成了政教分离的宗.教。具备有维系社会道德和秩序的重要力量。（当然。不是唯一的力量）充当着人类精神家园的角色。而一个宗.教资源缺乏的社会。就象一个精神家园如同废墟的社会生态系统，是残缺病态的系统。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培养健康的宗.教资源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最高代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特选的对象。例如世俗最高权力的“君权神授”；例如宗.教精神最高权力赋予的是耶酥、佛陀、孔子、穆罕默德等特定对象。这种特选现象。是人类社会一段很长历史时期的必然现象。
这种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最高代表的特选现象。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发生变化。精神信仰领域、宗.教改革是一个宗.教世俗化过程，也是精神权力最高代表由特选走向普选的过程。世俗权力也通过社会的全面分权过程，逐步实现了由特选向普选的过渡。
特选的结果是导致神秘主义。而普选的结果是自由民主。这里面的哲理内涵，在当今世界已经相当清楚。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进入普选结构，使人类社会获得了一个广阔自由得多的发展空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非同寻常的飞跃。
而华国社会，从皇帝到圣贤，也就是最高统治者和精神崇拜对象，历来沿着“受命于天”“天降斯人大任”的思路，从而使对象成为特选。
华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以治水闻名的文明古国。大禹治水在上古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便是佐证。重农抑商的思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贯穿了华国封建社会的始终。这种严重抑制着流通的经济体制，不可能发育出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也不可能发育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却能够发育出一个重视血缘关系，强调群体意识鼓吹集体主义的，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传统极权社会。
华国是一个祖先崇拜源远流长的国家。上古时期有关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轩辕氏以及尧舜禹的传说，就是这种祖先崇拜的明证。血缘关系是祖先崇拜的生理、心理基础。氏族时代的祖先崇拜到后来物化为宗庙，后来又衍化出族祠。理论化、组织化的宗庙族祠制度，是宗法制度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
祖先崇拜深刻地影响了华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也影响了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以血缘和群体意识发展起来的氏族制，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逐步发展成为宗法制度。从而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家庭、家族制度确立后，家族内的祖先崇拜。已不同于氏族社会。已演变为严格的血缘关系和有序的族谱记载。这种家族制度在社会上的存在，具有抵御灾祸、保护族众、增进团结、联络感情的功能。对财产继承、权力转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周代宗法制度的核心，是按宗族血缘来“受民受疆土”的继统法。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既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又是血缘上的大宗、小宗关系。周天子的权威是有限的，春秋战国时期时时受到强诸侯的挑战。自秦统一后，这种格局被打破。以血缘为联系的宗族势力被大大削弱。不但各诸侯国的宗庙社稷被毁。六国故地的富豪之家，亦被悉数迁往咸阳。皇帝独家的皇家势力，尤其是皇帝个人的威权被大大加强。家国同构，以国为家的色彩加强。本质上是极权程度大大加强。周朝时期权力被分散牵制的色彩荡然无存。这种一家独大，不容其他的政.权格局。反而大大地削弱了国家政.权的基础。只能用暴虐手段来维持。所以秦朝“二世而斩”。很快崩溃了。
汉以后的统治者吸取了秦的教训。逐步完善了以维护皇帝权威和封建秩序为主旨的宗法制度。董仲舒创立的纲常教义的核心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确定了天下之小家维护皇室大家的伦常基础；从而也为以后的儒教理论家完善家族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孝治天下”就是强调这个核心的典型表述。从此，家族制度和国家制度融贯为一。“国家”这个词。以家为词根。其深意就在这里。“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组织形式都在其中。
华国曾经是一个以家族为单元的社会。“四世同堂”、“五代同堂”的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家族。皇帝有皇家，祖宗家法是皇家遵循的圭臬，即使外族统治的清朝亦不例外。皇家利益是最高利益。中间有各级官吏。民间有家族豪门。官吏对上代表皇家的利益，对下代表豪门的利益。在民间，家族的利益和荣誉是最重要的。如果家族中有人犯了诸如“谋反”之类的皇家**，就可能遭灭族的大祸。而如果因“忠孝节烈”受到旌表，则是家族无上的光荣。聚族而居的百姓，为了获得自身的安全和家族内的秩序，亦必须在遵守王法以外，还要遵守族规。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是这个意思。不要以为家规只是轻描淡写地板子打屁股。直到近现代，有些宗族开祠堂，族长对犯有“逆伦重罪”的族内子弟，仍可决定施以诸如沉潭之类的死刑。如果与其他族姓发生冲突，仍可以决定至使大量生命死亡的械斗。官方甚至不会追究。皇家之所以会把一些生杀予夺大权下放给族权，当然是有深意在的。
历代的皇权专.制统治者始终保留了“族诛”的株连连座刑罚。就是把权力和责任义务交给了族权。诛为言旁，“讨其罪恶曰诛”。历代因文字言语获罪遭族诛者不在少数。因此，天下各家族为了避免如此惨烈的下场，亦必尽力约束自己的族众，不要触犯了皇家“十恶不赦”的天条。华国宗法制度的核心作用就是用宗统来维护君统。用族权来巩固皇权，用家法来补充国法。
在华国历史上，皇家除了将国家权力变成皇家的私权力外。还将部分公权力变成私权交给族权。除此以外，几乎再没有任何民间化的公权力（非政府组织的公权力）。这种配置是有具深层次含意的。首要的含意就是这部分民间化的权力，不但不会威胁到皇权，而且起到了维护皇权的作用。当然，如果宗族势力发展到威胁皇家的地步，最高统治者也必然会削弱它。例如东汉末年以后一段时期，士族势力在政治经济上逐步强大起来，最后发展到在军事上追逐最高权力的地步。于是历史上有了一段中央政.权有意识地打击，遏制和削弱士族豪强的过程。
家国同构的皇权制度和宗法制度，仍然是以血缘和群体意识为纽带的。华国的家庭远没有西方家庭的独立性。古希腊、罗马很早就用家庭个体生产代替了集体协作生产。清算了氏族制，瓦解了氏族公社。并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俘虏了大批战俘。给自由民家庭供应奴隶劳动力，从而建立了普遍的奴隶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到欧洲已进入封建时期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又被移植到美洲。由此可以证明西方的奴隶制时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而在华国，却实际上并没有普遍的、历史阶段意义上的奴隶制度。把华国周朝实行井田制以前认定为奴隶制时期，有照搬西方理论模式的嫌疑，是值得商榷的。由于华国社会是带着氏族制脐带进入文明时代的。从来没有彻底清算过氏族制。相反，华国古代传统社会始终带有浓厚的氏族制色彩。象古希腊、罗马那样通过大规模征服，获取俘虏成为奴隶劳动力的过程，在华国没有发生的证据。秦国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而没有将这些降卒变为奴隶，也证明大规模利用俘虏成为劳动力的思维在华国很淡薄。这是因为在华国，独立的家庭私有制发育不完全。因此，全面地利用奴隶劳动的管理条件不具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定式，影响了华国人三千年。这种思维定式，首先在制度上、心理上将一切权利归属于最高统治者或政府。人民的权利只能来自于统治者的恩赐、赋予和让渡。而人身权利、人格权利也必须以对统治者的依附、臣服为基础。这种权利的思维定式。仍浓厚地存在于华国人的潜意识里，存在于政府和民间的广大人群心中。这从华国人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人群的财产观念中大量体现出来。从权力在全社会的利益博弈中无所不在的影响中体现出来。
土地和劳动力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归自由民家庭所有。而是归君主所有。所以华国至今从来没有过严格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制度。皇帝可以随意剥夺或赐予臣民财产。因而华国也从来提不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
在华国，具有奴隶身份的人，主要只是一些为男女主人服务的婢仆。而并非进行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即使是象修长城、修皇陵、挖运河等大规模奴隶式劳动。也是强迫不是奴隶身份的农民以徭役的形式实现的。所以，华国历史上也没有过大规模解放奴隶的历史过程。
华国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从而发展了以血缘关系和群体意识为纽带的宗法制。这种宗法制，在秦朝统一华国后，由于建立了大一统高度集权的皇权制度，而一度受到致命的冲击。但是，后来的统治者醒悟到宗法制度维护其统治的重要作用而保留改善了它。从而使宗法文化成为贯穿华国传统极权社会始终的文化。这是华国文化发展史上与西方绝然不同的地方。
华国的宗法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壮大家族势力的需要。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丁兴旺”成为华国人的思维定式。于是，一个皇朝的稳定期，就是农村人口大量增殖时期。增殖的人口到了一定的限度。又与自然界的承载力产生矛盾。而皇朝的极权，却遵循着一个由盛至衰，由开明到**至极的过程。这两个反方向发展的趋势，导致了王朝的更替期。一个王朝末期，是人口增殖的颠峰期。由天灾**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和杀戮。而且主要的是**引起的大规模屠杀，导致人口大量毁灭。进入一个新王朝的初期，又是一个人口基数较少期。重新产生一轮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时期。这种循环是一种历史的恶性循环，导致华国社会难以有有序渐进的历史发展空间，导致了对生命毁灭的极度漠视等一系列恶果。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保守的，新旧纠葛的，旧的思想体制顽固地坚守着阵地的社会结构。沉重的宗法传统首先在基础上阻碍着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宗族伦理政治的框架中。漠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也限制着对政治制度、人文思想的探索。
胡适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说，放弃你们的人格、自由，为国家争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胡适先生的这段话，肯定是对华国人的奴性有感而发的。在华国长期的宗法社会里。由于对权力的膜拜，以及对个人基本权利的漠视。由于历史性的依附生存状态产生的浓厚而普遍的依附心理。使寻求独立人格，追求个人自由的人，成为这个社会的异类。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社会状态！
宗法、宗法，即祖宗之法。即宗族之法。即将国家公权力全面私有化的系统之法。宗法的核心作用是维护、巩固大一统的皇权。它至今是华国极权制度最重要的社会结构资源和统治思想资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