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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答部分读者提问
谷雨居士：历史军事类小说多以爱国为主题，本书似乎也一样，可是有几处觉得费解，可否帮忙解答：第一，按本书所述，当年的倭寇中其实多是扮成倭寇的中国海盗，是不是说戚继光消灭的倭寇中其实大多也是中国人？第二，平定辽东后给女直人提供很多优厚的条件，而且大力压制作为传统盟国的高丽，使女直人有可能更快建立更为强大的清朝，这有点得不偿失吧？第三，朱元璋当年杀大臣是因为他们有造反的能力，难道武安国说那些人没有造反朱元璋就会罢手？而且朱元璋让自己控制不了的军队来护卫宫廷安全，太离谱了吧？请指正。
酒徒：感谢关注，关于倭寇问题，其实早就讨论过，明朝早期的海盗主要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旧部，不愿接受朱元璋的招安而形成。期间，日本国因为内乱，在寺院和贵族的支持下，到中国沿海掠夺。有时扮作来朝贡的使团，有时直接对岸上发动攻击。日本的《太平记》中，对上述情况有集中而生动的描述：
四十余年间，本朝大乱，外国亦不安宁。乘此动乱，盗贼四起。山贼当路，旅客不敢穿行树林；海盗出没，商船忌遭其手而避之。贪婪无厌之浪汉，结群聚伙，占据沿海岛屿。驿站无驿站之长，关卡哨所形同虚设。最后，盗贼备置数舟，拥向元朝、高丽之港口，劫掠明州、福州之财宝，焚毁官衙、寺院。元朝、三韩之吏民，为防此寇而内迁，各国濒海之郡县，已荒芜人烟。
无需再做任何说明，这段文字记载，已经把倭寇滋生的基本原因、劫掠范围及其残暴性质完全将清楚了。（文字引自《中日关系史》）。后来，真假倭寇都被汤和剿灭，但汤和的剿灭政策采用的是迁徙百姓和固守堡垒，不怎么高明。历史上方明谦的确提出过：倭寇自海上来，则制敌于海上。但是由于其为方国珍之子，所以没有受到重用。后来随着明朝海军的发展，倭寇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几乎绝迹。酒徒设想，有郑和那种庞大的舰队做威慑，日本多少也顾忌些。
明朝中期的倭寇成分更为复杂，在嘉靖中起明日进贡贸易中断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参与日本内战的大武士、大名守护极其需要铜钱，而日本国内长期使用流通货币是中国造铜钱，日本国内，并无造币的能力。（日本国内一度也曾有过自造铜钱，但质量极差，后来不得不以重量为基准进行流通）但被视为“日本造币局”的明朝，却关上了大门拒绝贸易，这等于是切断为他们输送铜钱的渠道。他们为了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仅不再约束倭寇的劫掠活动，而且还自行组织亦寇亦商的商船队，加入日本商人的走私贸易船队中。这些“载其方物，出没海道，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明沿海防倭哨船，很难区分哪是倭寇船，哪是私商船，因而遇船既行追捕。浙、直追捕教紧，他们则奔福建，福建捕急则奔广东。这种商船交易方式简陋，搭棚于地，铺板其上，陈货而售，违禁品如刀剑之类则藏于船内。着重亦商亦盗的上川和倭寇劫掠虽然结合起来，但其劫掠动火还只在沿岸还没有深入内地。当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与倭寇勾结起来后，遂使倭寇的劫掠发生巨大的变化。明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惧怕倭寇的心理，投靠倭寇以遂其劫掠和走私之奸；而倭寇也利用海盗、私商熟悉地理和内情得以放手劫掠。这样，倭寇的劫掠活动不仅达于急电，而且范围也从沿海深入内地。他们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劫掠焚烧，杀戮*，生灵涂炭，村舍荡然。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六省，而以江、浙、福、广沿海最为严重。倭寇和明海盗结合成巨大的武装集团，其头目往往以势力较大的明海盗充当。（摘自中日关系史）有名的是;
1、出身为海盗者：许栋集团、徐海集团、叶明集团、林国显集团
2、出身为走私商者：王直集团、洪迪珍集团
3、出生于或成长于日本者：毛烈集团、陈东集团、徐海辛五郎集团。
明朝当时政治无能，居然想出了祭祀海神以期待其消灭海盗的做法。和清朝用污秽之物泼西方战舰异曲同工。至于后来戚家军，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的故事。酒徒的小说写到海盗这节，除了描写日本海盗外，还在探讨一个亡国的本族政权最终归宿和走向，酒徒不主张一个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文中的余佐，原型就是国民党大佬余右任，字也是直接用了右任先生的字。希望余老先生不要怪酒徒不敬。“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些文字至今让人落泪。
平定辽东后本来就应该和各部族和解，酒徒不认为屠杀、灭族是人类的正常作为。酒徒认为各民族本来就是兄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才造成了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领跑地位。秦本身就不是中原民族，唐太宗的母亲独孤后和妻子长孙氏都不是汉人。如果明清两朝能敞开胸怀接纳进西方文明，东方文明至今还要领先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