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二楼商务中心盯着。资料和数据一到立即制成图表。要简明扼要，不要搞得太复杂，我要让他们一看到图表就知道价格体系是怎么形成的。”
“放心吧，布兰琪、贝蒂和婷婷都在线上，只要资料和数据一到，我们会以最快速度给你想要的东西。”
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26分，江省商务厅和白晓倩律所的资料到了，四位助理迅速展开工作，在公听会开始前6分钟。终于完成了韩均紧急安排的工作。
公听会在对面酒店多功能会议室举行，itc调查小组的六个成员像法官一样坐在中间，左侧是提起反倾销调查的美国业者，右侧是被提控方。进口商和下游使用者代表只要在上半场提出论点或反证，无需参加最后陈述。
听起来很正式的一起跨国商业诉讼，到最后就剩下十个人。就剩下双方聘请的律师和itc调查人员。
“韩先生，马克先生已陈述完。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陈词滥调，没提出任何新观点。没有任何新意，韩均松下口气，手抚西服起身笑道：“尊敬的威利斯先生，尊敬的各位itc官员，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说说我近期的个人经历。”
“反对！”
提控方律师立马起身道：“威利斯先生，我认为我们无需浪费宝贵时间，听韩先生说那些与本调查无关的事，并且我个人对此一点不感兴趣。”
外行人只知道反倾销反律师要精通外语，要熟悉wto规则，要懂商务，却不知道一个出色的反倾销律师还要有一定人脉。
负责本调查的威利斯先生不仅认识他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律师，而且当过几天他老师，在职权范围内岂能不给他一次说话的机会，故作权衡了一番，托着下巴问：“韩先生，你要说的个人经历与本调查有关吗？”
“这一点毫无疑问。”
“开始吧。”
“谢谢。”
韩律师朝彬彬有礼的向六位“法官”欠了下身，侃侃而谈道：“几个月前，我在中国找到几份不错的工作，薪水不是很高，但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一份是一个地方政府的法律顾问，相当于政府律师，我认为我可以在这个职位上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一份是国际刑警组织在该地区的联络处官，可以协助不太了解国际法的中国官员打击国际犯罪。”
这两份工作非常符合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中国人没信仰、没人权、没法治，不仅需要传教士，更需要他这样的法律人士，去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
一个itc官员禁不住调侃道：“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不过韩先生，我建议你行事尽可能小心一些，我真不希望下次听到有关于你的消息时，你正在中国监狱里服刑。”
“贝尔先生，我会小心的。更重要的是我爱美国，我对这个国家有信心，如果真会陷入那么糟糕的境地，相信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会帮我斡旋的。”
看着他夸张的表演，众人顿时哄笑起来。
“我想说的是，刚回到曾生活过15年的中国时，那里的变化让我震惊，尤其物价。在此之前我生活在全美消费最高的纽约，上的是全美学费最贵的大学和法学院，去过全球消费最高的伦敦。但那里物价给我的印象比什么地方都贵，让我真怀疑去错了地方。感觉这是中国吗？”
威利斯先生敲着桌子问：“很贵？”
“我可以给您举几个例子，一杯星巴克咖啡在外面只需要1美元。在中国却需要20元人民币，比美国贵出三倍；一双质量不错的登山鞋。同样是中国制造的，在美国只需要3美元，而在中国30美元也买不到。
在梅西百货能够看到的所有中国产品，卖得几乎都比中国便宜，很多便宜几倍甚至几十倍，大大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让我有一股立即买机票逃回纽约，放弃那两份工作的冲动。”
提控方律师似笑非笑地说道：“韩先生，这说明中国企业广泛存在倾销。您现在的客户只是其中之一。”
“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韩均笑了笑，突然话锋一转：“紧接着，我遇到一起跨国欺诈案。在此期间，我以国际刑警组织驻该地区联络官的身份，给中国执法部门提供了协助。在调查那起商业欺诈案中，中国政府拘捕了两位美国公民，一位是加州cdd公司第一大股东，一位是ccd公司执行总裁。
具体案情与本调查无关，我要说是ccd公司是一家具有90年历史。专门从事服装零售的公司，有商场有门店。很多中国人非常奇怪，在他们看来商场不应该亏损，更不应该亏损到铤而走险去从事商业欺诈的地步。”
他从艾琳手上接过一张图表。抽丝剥茧地分析道：“众所周知，美国商场一般采用买入制，商场本身是采购商。其供应渠道是垂直的，制造商—品牌商—商场。商场控制着零售终端，所以会向品牌商压价。为了尽可能获得利润，品牌商会向制造商压价。为赢得竞争，为提高销售量，商场也有压力去尽量压低进价。
相比之下，中国的百货供应商是呈金字塔层级。制造商—品牌商—总代理—分级代理—商场，每一层都要加价赚钱，虽然商场是终端环节，但它不实行买入制，像一个房主，只需要提供场地。不需要花钱购入商品再销售，并且成交价越高其抽成利润越大。
在销售环节，他们不用采购商品，不用库存，不用损耗，不用占流动资本，不用支付营业员薪金。扣除水电物耗后就是净利润，所以他们不在乎定价高，因为价格越低其抽成越少。”
威利斯先生反应过来，接过图表问：“这就是被调查企业在美销售价格远低于中国的原因？”
“不仅仅如此。”
韩均又从艾琳手上接过一张图表，循循善诱地介绍道：“在物流上，中国铁路货运是超负荷的，要想申请一个车厢指标，在运费之外的额外支出有时会高到五千到五万人民币元之间。
此外，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非常贵，交通警察罚款非常多，直接将运输成本推高。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bj到gz的特价机票大约在700元人民币左右。但如果开车从bj出发到gz，仅高速公路的收费就会超1400元人民币。”
见提控方律师又要反对，韩均紧接着说道：“中国的交易成本也是非常昂贵的，很多贸易商缺乏诚信，拖欠货款比比皆是。生产商只有提高出厂价格才能确保自己的利润。而出口只需与进货商签订合约，没有麻烦，利润虽然少一点，但风险很小。
更不用说一些我们无法想象到的支出，一个工厂要拿到订单，要花很多时间和财力去公关。好不容易拿到订单，又要花很多时间和财力去拿到货款。这些‘公关费用’最后都会被算进生产成本里，在中国的销售价格只能这么高，也必须这么高。”
一个itc官员惊叹道：“真难以置信，一个交易居然会有这么多环节，居然会产生这么多费用！”
韩均一脸苦笑着确认道：“菲尔普斯先生，确实难以置信，但事实就这样，尽管表面看起来，相对于美国，中国仍是生活水平较落后的国家。”
威利斯先生心里有数了，侧头看了一眼提控方律师，敲敲刚收到的一叠图表，不动声色地说：“韩先生，你提供的这些图表很有意思，我想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初裁结果延后一小时宣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