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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十年的冬天，帝国内忧加重，虽然皇帝和中枢想尽办法扭转危局，但无奈政令出不了东都，中央和地方、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各地叛乱者有增无减、有恃无恐，不少贼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迅速扩展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十一月下，晋中离石郡胡贼刘苗王集数万之众举兵叛乱，自称天子。河北邯郸贼帅杨公卿、汲郡贼帅王德仁、清河郡贼帅张金称、高鸡泊贼帅高士达和窦建德、豆子岗贼帅郝孝德、格谦、高开道等各自聚众数万，纵横河北，严重威胁着东都至涿郡的水陆粮道。河南贼帅更多，其中齐鲁贼帅孟让、左孝友和卢明月的发展势头最为强劲，他们横行于齐鲁江淮，攻城拔寨、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皇帝震怒，以剿贼不力之罪斩杀右骁卫将军、检校彭城太守董纯，并诏令江都留守王世充、齐郡通守张须陀不惜代价戡乱平叛。王世充遂率江淮军，张须陀遂率齐鲁军，倾尽全力剿杀叛军，经过艰苦作战，帝国大军终于在年底之前击败了孟让和卢明月诸贼，重创了叛军，遏制了叛军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也算勉强维护了东都的颜面，维护了中央的权威。
转眼就是新年，历史进入了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的初春。
这个冬天对北疆来说充满了苦涩和无奈。在外，以突厥人为首的北虏诸种已经形成联盟。并对中土虎视眈眈，虽然在帝国大军横扫高句丽的巨大威慑下有所隐忍，但兵胁燕北之举，还是清晰地暴露出其觊觎中土之野心。可以预见。只有给北虏一个机会，大漠数十万控弦之士必定席卷南下。在内，以上谷王须拔、河间魏刀儿、博陵甄翟儿、燕北赵德言、幽州杨仲绪为首的北方豪雄纷纷举旗，他们利用这个严寒迅速扩张和结盟，并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以北太行为中心的席卷幽、燕、代、晋、冀五大区域的庞大的义军势力。
此刻，整个北疆镇戍军都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从幽燕的涿郡到代北的雁门，乃至灵朔的贺兰山畔。帝国镇戍军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患直接影响到了中土之安全，而内忧则严重威胁到了镇戍之根本，一旦粮草武器等战争物资不能及时充足地运送到边陲，镇戍军拿什么抵御外虏的入侵？
鉴于国内日益严重的危机。帝国在新的一年里其战略是“安内”还是“攘外”？安内是必需的，是国祚存续之基础，而攘外则迫在眉睫，必需全力备战。帝国陷入两难困境，进退维谷。
帝国改革派势力当然知道“安内”的重要性。国内不稳，何谈改革？然而，帝国国内之所以陷入深重危机，正是因为帝国保守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当初保守势力混乱国内局势的目的是为了阻挠皇帝和改革派发起东征，如今这一危机却成为他们胁迫皇帝和改革派停止甚至放弃改革的最佳手段。
皇帝和改革派绝不妥协。妥协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而政治上的失败不仅意味着他们将被废黜和赶离政治中枢。还意味着帝国将倒退回门阀士族政治，而门阀士族政治必将摧毁中土的统一大业，必将把中土再一次推向分裂之深渊。
何去何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制造国内危机，拿国内危机来胁迫我，我就拿外部危机来反制你，并以此为契机牢牢控制住军队。只要我掌控着军队，我就掌控了主动权，我就能始终压制住你。等到国内危机发展到一定地步，国内叛乱必然在严重损害皇帝和改革派利益的同时，也严重损害到了保守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到那时帝国的保守势力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其祸，最终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向皇帝和改革派做出妥协，不得不向改革做出最大程度的让步。
于是，皇帝和改革派从这一思路出发，诏令北疆各路镇戍军，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北虏的防范上，并做好南北战争的准备，至于戡乱平叛，则交给各郡太守和地方军。
说白了皇帝和改革派的目的就是借外患来控制军队，我的军队我控制，我的实力我保全。而国内危机则因为源自帝国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源自各贵族集团和各地方势力的放纵、怂恿和不作为，甚至还有亲自参与其中的，所以皇帝和改革派“落井下石”。既然烂摊子都是你们弄出来的，那就该你们去收拾，你要权，我就给你权，但如果你们收拾不了烂摊子，我就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地收拾了你，如此则一举多得，一箭多雕，在迫使各贵族集团和地方势力与叛乱者自相残杀的同时，也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只待帝国遏制了外患，皇帝和改革派就能调用军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把保守贵族、地方豪望和叛乱者等反对势力一扫而空。
养肥了羊，纵容了狼，驱使狼羊互战，当狼羊两败俱伤之际，也就是牧羊者最后出手确保胜局之刻。
只是，皇帝和改革派的如意算盘虽然打得响，但未免过于自信，过于乐观了，孰不知各贵族集团和地方势力虽有自陷绝境之危，但反过来也可置之死地而后生，绝地反击。我不能迫使你妥协，干脆就把你彻底摧毁，只要我活着，我的利益尚存，那么即便为此付出亡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