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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第一个念头便是被人算计了，用沙门弟子去杀沙门信徒，可见用心之险恶，但自己已经到了扶风郡，已经骑上了“虎背”，偏偏杨义臣刚才又把话挑明了，关中的平叛唯有依靠龙卫府，而自己偏偏又发了誓，假如先期知道贼帅是沙门弟子，自己绝无可能去“冲锋陷阵”。-< >-./
正如裴世矩和冯孝慈所料，关西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自己这个新贵贴上了皇帝和改革派的标签，更是摧毁杨玄感及其同党的一把利刃，这等同于把自己推到了帝国保守贵族集团的对立面，而关西贵族集团自杨玄感及其同党败亡之后，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最大的保守势力，在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过程中，自己这个新贵落在对手的地盘上，所处环境之险可想而知。
目前唯一能依靠的，便是在刚刚过去的那场风暴中大获其利的帝国中立派武川系贵族集团，虽然为了维护关陇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为了抗衡气势汹汹的改革派，武川系与关中本土贵族互为援手，联手共抗，但两大集团的政治立场还是有很大区别，对于武川系来说，以独孤氏、窦氏等为首的虏姓武川人更倾向于坚守中土统一和帝国和平之大利益。
皇帝在这个关键时刻派遣有着代北虏姓血统的宗室重臣杨义臣来西京战场平叛，其目的很明显，寄希望于武川系贵族集团能从中调和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矛盾，以便以最快速度稳定两京局势。先把国内的危机缓解了，解决了。
也是因为如此，皇帝才改变了主意，让李渊继续留在陇右主掌西北军事。以此来示好武川系，让武川系以大局为重，帮助皇帝和中枢尽快稳定两京。
伽蓝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帅帐。
杨义臣没有给他下达立即攻击的命令，而是给了他两天的休整时间，实际上就是给了他认清形势拿出对策的时间。
回到龙卫府军营，西行、傅端毅、布衣、李世民等府中僚属和楚岳等六校尉都在帐中相候，众人看到伽蓝阴沉的脸色，当即知道出了棘手之事。
伽蓝徐徐道来。西北佛道之争由来已久。且仇怨甚深，大凡任一道门出事，其背后都有另一道门的魅影。值此帝国政治风暴风起云涌之刻，沙门弟子向海明在关西三辅之地聚贼而叛。首当其冲的便是关西沙门领袖法琳上座。
长安白马寺寺主法琳上座原籍颍川陈氏，颍川陈氏隶属河洛贵族集团，而河洛贵族集团正是杨素、杨玄感这一庞大权势集团的强力后盾。当年法琳到长安宣讲佛法，便是受杨素之邀，并得到了杨素的大力帮助。法琳上座与杨素、杨玄感父子交情深厚。他本已牵连于这场风暴，而沙门弟子向海明的叛乱，无疑于坐实了法琳上座的罪责，并把整个关中三辅之地的沙门弟子统统牵扯了进去。
这是绝户计。对手太狠毒了，所以伽蓝断言。这一次对沙门“下手”的不止有楼观道，还有痛恨沙门的关中儒家子弟。而关中的经学世家与道门联系最为紧密的便是关中苏氏，苏氏即便不是这个阴谋的策划者，也必是知情者之一。
伽蓝想到了苏合香，这一刻，他非常思念苏合香，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假如他再不紧紧抓住苏合香，他可能会永远失去自己的挚爱。
“法琳师叔肯定知道皇帝遣某东进西京平叛一事。”伽蓝的目光从西行、楚岳和毛宇轩三人的脸上掠过，“不出意外的话，长安白马寺的某位师兄正疾驰而来。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马上派一队精骑迎一迎。”
毛宇轩主动领命，匆忙出帐而去。余者也纷纷离开，准备剿贼一事。
西行、傅端毅和李世民则留了下来，继续商讨。
“东都正在清算杨玄感余党，随着河南平叛大军的节节胜利，随着韩相国等河南贼帅的败亡，其清算范围正从东都向地方郡县蔓延。”傅端毅神情严峻，谨慎说道，“关西也是清算的重要地域，值此紧要之刻，关西突然爆发叛乱，局势急转直下，可以想见，西京的那些人与此事肯定脱不了干系。”
“西京危急，关西危机重重，东都还敢把清算之手伸过来？一旦西京被贼人攻破，关西大乱，西京的那些人固然罪责深重，东都的那些人也休想推得干净。这是鱼死网破之局，是抵御东都清算的最佳计策。”西行冷笑道，“只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关西的沙门子弟却祸从天降，突然成了两京争斗的牺牲品。”
“在某看来，即便沙门出了个叛逆向海明，也难以祸及整个关西的沙门子弟。”李世民小心翼翼地说道，“佛道儒之争，天下皆知，尤以关西为最，这些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势。陛下对此一清二楚，断然不会把沙门卷进来，把这场清算风暴推向失控的地步。事实上陛下让某家大人继续留在陇右掌控西北军，等同于以武力保护西京，而保护西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用武力威慑东都，把清算爆发控制在陛下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论陛下要清算哪些人，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便是陛下需要在最短时间内稳定两京局势，他绝不愿意看到两京陷入长久混乱。”
伽蓝沉默不语，一语不发。
第二日凌晨时分，毛宇轩带着一队精骑疾驰而回，与其同来的还有一位僧人，数位护从，而那位僧人便是长安白马寺寺主法琳上座。
法琳亲自赶赴扶风雍城，可见形势之严峻，然而，伽蓝却对他有了“成见”，而“成见”便始自东都明概上座当日对其所说的法琳的政治立场。法琳支持杨玄感以暴力推翻当今皇帝。并拒绝与楼观道“合作”，而这一立场与法琳的出身有直接关系。
法琳是荆襄人，江左遗民，少时出家并游历大江两岸。遍访名僧名儒，在佛学和上有相当造诣。中土一统，南北佛教也要一统，当时南方佛教重义理，北方佛教重戒行，统一难度较大，不过无论南北，佛道儒之争都异常激烈。而儒道两家对佛教的联手夹击，却迫使南北佛教不得不主动加快了“合流”的速度。仁寿元年，也就是当今皇帝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年，帝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未来皇帝以江左为自己的“后盾”，导致帝国在文化、宗教上的统一步伐大大加快，而其中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南统北”。荆襄名僧法琳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在以新太子为首的政治势力的有意操纵下，承担了融合和统一南北佛教的重要使命。北上长安，宣讲佛法。而西北沙门迫于政治压力和儒道两家的“紧逼”，毅然敞开了“合流”的大门，主动接纳了法琳。于是法琳就此成为南北佛教统一的领军人物，也就此成为西北沙门的“领袖”之一。
很显然。从法琳的立场来说，南北佛教统一的利益至上。中土佛教的利益至上，为此，在必要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牺牲西北沙门的利益。